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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焦裕禄与张钦礼关系真相  

2013-07-30 19:22: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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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来,围绕着焦裕禄的宣传,张钦礼的名字始终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宣传焦裕禄的文章中。研究焦裕禄在兰考的活动史,研究宣传焦裕禄的来龙去脉,张钦礼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人物。本文就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关系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于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关系,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周原及夫人陈健,还有曾经和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过的县委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基层农民群众,包括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大队。另外,焦裕禄的子女也属于这个队伍。

    他们提供了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在改变兰考面貌,除三害的问题上一拍即合,思想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当焦裕禄了解到张钦礼虽然平了反,但县委还给他留有“尾巴”时,极为愤慨,宣布为张钦礼彻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复,还发了红头文件;

    焦裕禄重用张钦礼,让他主管除三害工作,还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使张钦礼的理想和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

    焦裕禄的除三害蓝图《《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就是焦裕禄委托张钦礼起草的。

    张钦礼和焦裕禄志同道合,为除三害共同奋斗,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又积极宣传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最终促成大通讯《焦裕禄》的问世。所以张钦礼作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当之无愧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钦礼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而是焦裕禄的对立面。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原开封地委、兰考县委一些领导干部和县委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任彦芳的书《焦裕禄身后》和网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和失误》中。

    下面我们就对这些非议进行一些分析。

    非议之一张钦礼拒不合作问题

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回忆:“焦裕禄去了兰考,兰考外流的人,还很严重,他并没有很快扭转局面。延新文对焦裕禄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在县委书记会上批评焦裕禄。我当时正住院,……..,我听说此事,便在医院里给延新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焦裕禄刚去兰考不久,不能期望他立即扭转困难局面,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不宜过多批评。后来焦裕禄来地委汇报工作,他对我说:张钦礼同志很不好合作,有许多事,他采取不合作态度,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地委是否考虑把张钦礼调出兰考?我劝说焦裕禄:这个同志有很多优点,对兰考很熟悉,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你好好团结他工作吧。焦裕禄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之后,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

    首先我们考证一下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由于对话里有“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这句话和张申信里的“焦裕禄刚去兰考不久,不能期望他立即扭转困难局面,这句话”,可以断定张申和焦裕禄这段对话可能发生在1963年春夏以前。因为焦裕禄1962年12月6日到兰考,到1963年春天已经4个多月了,如果再晚,就不能叫“不久”了。

    但是,对话里还有另一句话,张钦礼“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

    那么,程世平是什么时间到兰考工作的呢?据程世平回忆,是1963年9月。(见程世平的回忆文章《时代的呼唤》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这一来,就使这段回忆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焦裕禄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刚来不久,这时程世平还没有来兰考,何来“张钦礼指责程世平” 呢?

    如果焦裕禄与张申的对话发生在程世平到兰考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自圆其说了呢?还是不行。

首先,张申谈话里明确指出“焦裕禄刚去不久”,程世平到兰考时,焦裕禄已在兰考十个月了,能说“不久”吗?

    其次,程世平与张钦礼原来素不相识,相互间产生矛盾也需要一个积累过程,最少也得两三个月吧,那么焦裕禄与张申的对话就应该发生在1964年1月。这样一来,又与张申的另一句话发生了冲突。

    张申的回忆最后说“之后,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

    从1964年一月到三月二十三日焦裕禄离开兰考治病,仅仅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何来“之后”?何来“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呢

    所以,张申这段回忆,内容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无法采信。所谓“张钦礼与焦裕禄拒不合作”一说,不能成立。

 

    非议之二张钦礼向上级告状问题。

    任彦芳说:“当时兰考的粮食困难,干部浮肿,肝炎厉害,焦裕禄到过不少干部家去,都反映吃粮问题。连累带饿,死了二十七个同志。当时的县长程世平是从丰收地区的荥阳调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家是登封,粮食也有议价的。焦裕禄提议让他俩去购点议价粮来给大家补充一点营养。

    这一建议让张钦礼知道了,他不正面向焦裕禄提意见,却采取了给省、地委写信告状的手段。说这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久,省、地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来兰考查此事。这才知道只是议论过,并没有去购粮,不存在问题,也就过去了。“

    应该指出,这件事任彦芳说的并不完全准确。

一是指责张钦礼告焦裕禄的状,任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二是省、地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来兰考调查的不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是“挪用群众救灾款”

三是调查结论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也就过去了。”而是定性为“挪用群众救灾款”错误并由省委给予通报批评。(见刘俊生的回忆文章《在焦裕禄身边工作》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在任彦芳看来,只要兰考有人告状就是张钦礼告的,不需要任何证据。而且,只要张钦礼向上反映情况就是思想品质问题,就是反对焦裕禄。

    尽管任彦芳没有提供张钦礼告状的任何证据,但我们姑且假定这两件事确实是张钦礼向上反映的。先来分析一下向上反映问题与思想品质问题是什么关系。

    党章中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

    有人认为,应该首先当面提出意见,如不被接受,才可以向上级反映情况。如当面不提,直接向上级反映情况,就是思想品质有问题。这种观点与党章规定的初衷相悖。

    党章的这条规定并没有设置任何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并不反对党员直接向上级反映情况。如果按前述观点,直接反映情况就是“思想品质有问题”,岂不是说,党章的这一条是为“思想品质有问题”的党员撑腰的吗?

    所以,党员向上级反映情况,只要不是有意捏造事实,就是合理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与思想品质问题根本扯不上。

    再来分析“张钦礼告状就是反对焦裕禄的”这种说法。

    张钦礼与焦裕禄在狠抓“除三害”改变兰考面貌的大政方针上,是非常一致的。但这并不是说,在所有问题上与焦裕禄都要保持一致。由于所处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在看待具体工作时发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与“反对焦裕禄”是不能划等号的。

    就拿购买议价粮这件事来说,这件事不能仅从爱护干部这个角度看问题,还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买议价粮的钱从哪里来?从刘俊生的回忆里我们可以推测出,钱是靠挪用群众的救灾款得来的。这就意味着:在“把一些干部从饥饿与死亡中救了出来”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普通群众的利益。在爱护干部和爱护群众的关系上,张钦礼可能与焦裕禄有些不同看法,这可能就是他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原因吧?

    焦裕禄也承认买议价粮这件事是“应急措施,确有不妥之处,咋能不让人家说哩?”。 (见程世平的回忆文章《时代的呼唤》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调查组的结论和省委的处理也说明了张钦礼的反映是有道理的。当然,考虑到兰考的实际情况,买议价粮这件事也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省委作了“通报批评”处理,并没有深究。

    所以,告状之事,即使真是张钦礼所为,那也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是从工作出发,堂堂正正的行为。与所谓“反对焦裕禄”挂不上边。

    非议之三张钦礼拒不参加焦裕禄追悼会

    焦裕禄逝世后,先后在郑州和兰考举行了两次追悼会,但张钦礼都没有参加。对此,任彦芳质疑道:“连焦裕禄追悼会都不参加的张钦礼后来怎样又成了全国皆知的“焦裕禄亲密战友”呢?”

    参加焦裕禄追悼会,只是悼念焦裕禄的一种形式,但决不是唯一的形式。参不参加焦裕禄追悼会与和焦裕禄关系好不好,没有直接的关系。

    张钦礼之所以没有参加5月15日在郑州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是因为他要去民权县参加“省沙区造林会议”。这个会议5月16日正式召开,5月15日必须报到。这个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张钦礼虽然没参加郑州焦裕禄追悼会,但他却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向全省代表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并引起了新华社记者鲁保国的注意,为向全国宣传焦裕禄做了很好的铺垫。这能说张钦礼对焦裕禄漠不关心吗?

    5月22日在兰考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张钦礼确实也没有参加,但这也是事出有因。大通讯《焦裕禄》作者周原的夫人陈健曾转述了时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的卓兴隆经历的一件事:

    “在兰考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灵堂两侧挂了一幅挽联“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开会前,地委一位领导看见了,喝令拿下并说:焦裕禄并不是什么“壮士”,你们也化不了“宏图”。卓兴隆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张说:“挂上,我负责任”。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直到追悼会召开前夕,张钦礼还在为“挂上焦裕禄挽联”一事为部下撑腰做主,这像是反对焦裕禄吗?他不参加追悼会确实是有事在身。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张钦礼匆匆离开并不是去参加民权县《沙区造林会议》,因为民权县《沙区造林会议》早在5月20日就已经结束了。这一点,陈健的说法有点不大准确。但不管怎样,张钦礼没参加追悼会是事出有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顺便指出,有些文章在张钦礼与焦裕禄追悼会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一些不准确的说法,有纠正的必要。

    有人说,张钦礼在郑州处理完焦裕禄的后事后,又于5月16日匆匆赶往民权参加《沙区造林会议》。

    实际上,张钦礼于5月15日(焦裕禄追悼会召开那天)直接去民权参加会议,根本没去郑州,又如何处理焦裕禄的后事呢?

    有人说,在沙区造林会议上作典型发言的就是刚刚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县长张钦礼。

    实际上,在郑州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开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赵仲三。(程约俊 《受命赴兰考》引自化汉三《难以忘却的怀念》1992年12月)而且,张钦礼当时并不是兰考县县长,当时的县长是程世平。

    有人说,5月22日在兰考举行焦裕禄追悼会时,张钦礼正在民权“省沙区造林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实际上,“省沙区造林会议”早在5月20日就结束了。张钦礼如何能在一个已经结束了的会议上发言呢?(河南日报5月24日第一版:“本报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于5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民权县召开了全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

笔者认为,澄清这些事实,从根本上说,更有利于打掉一些人的口实,还原真正的事实真相。

    最后,我们从焦裕禄两次追悼会期间张钦礼的活动来看看:

5月15日张钦礼对焦裕禄“漠不关心,拒不参加郑州焦裕禄追悼会”。

仅过了几天,在民权县“沙区林业会议”上,张钦礼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弯,声泪俱下地介绍焦裕禄的感人事迹。

又仅过了几天,在5月22日兰考,张钦礼态度又来个180度大转弯,对焦裕禄冷若冰霜,拒不参加兰考焦裕禄追悼会。

从以上事情情理和逻辑角度来看“张钦礼不参加追悼会就是反对焦裕禄”,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荒谬。

    非议之四焦裕禄住院时曾提议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并指出“钦礼有能力,但思想很不健康,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严重。”

    一把手县委书记住院治病,二把手县长临时主持工作,这是一般惯例,非常正常。如果说不让张钦礼主持工作就是关系不好,那么,岂不是说,焦裕禄与其他七个没有主持工作的常委的关系都不好吗?

    至于说焦裕禄指出了张钦礼的一些缺点,即便是真的,那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钦礼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和他与焦裕禄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

    非议之五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一次也没有去看过焦裕禄的家属。

    这件事如果属实的话,应该是张钦礼工作的一个疏忽。但并不能成为证明张钦礼与焦裕禄关系不好的一个理由,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好不好,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综合分析,不能仅从一件事来判断。

说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指在革命事业基础上的亲密战友关系。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友谊,更不是建立在吃喝玩乐基础上的酒肉朋友。一些人总是企图在一些生活小事、细枝末叶上寻找张钦礼不是焦裕禄亲密战友的“证据”,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面对这些非议,用一句话回答就够了,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建立在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基础之上的“君子之交”,是某些人狭隘的心态永远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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