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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张钦礼是谁?  

2009-09-16 10:50:43|  分类: 原始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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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在1979年河南省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刑事判决书上,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
  张钦礼究竟是谁?加诸他名字前面的定语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敢言者
  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领导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24岁时已经任兰考县县长。
  1957年反右,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划了366名右派,原因是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县委某干部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干部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号召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所有签名者全部被划为右派。
  时任县长的张钦礼不能接受对这二百多名干部的结论,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揭发的问题也是事实。结果他被省委组织部领导批评“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1958年大跃进,张钦礼在省里召开的地、县秋粮征购大会上公开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杆能炸出油,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省委立即组织对他的批斗,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职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1959年冬、1960年春,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的后遗症导致大饥荒,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在农村亲睹惨状的张钦礼再也无法沉默,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呼求总理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他不敢贸然把信从邮局发出,偷偷扒火车到北京,几经周折将信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随即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 他从一个布袋中掏出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流着泪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回到河南,省委给张钦礼平了反。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与焦裕禄的关系
  不久,兰考主持工作的一把手、县委书记王金碧因经济问题下马。按照惯常的程序,县长张钦礼接替王金碧似乎顺理成章。但地委领导并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多年来一直对张钦礼有一个看法:爱出风头,个人主义,不适合当一把手。有一件事给了张申很深的印象:“省委书记刘建勋到兰考视察工作,我陪着他,张钦礼也陪着他。走时群众欢送刘建勋,刘建勋招招手,张钦礼他也招招手。当时刘建勋也有些反感,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哎呀,爱出风头。”
  1962年冬,焦裕禄调任兰考一把手。
  张申认为,对地委的这个决定张钦礼心里很有意见:“有一次焦裕禄来地委汇报工作,对我说张钦礼不好合作,建议把他调走,我劝说焦裕禄,说张钦礼对兰考很熟悉,你刚去不久,不要那么快调他走。后来,听说他们合作得还可以。”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依据兰考县委干部刘呈明、程世平的叙述,认为焦裕禄初到兰考时张钦礼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傲气”的张钦礼如何给焦裕禄泼冷水,并背后打焦裕禄的小报告。
  但依据新华社记者陈健在张钦礼生前对他、对焦裕禄时期兰考“除三害”办公室工作人员长达数年的采访,结论却完全相反:“张钦礼一直想成立一个‘除三害’办公室。但因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而他又一贬再贬,长期被‘控制’使用,他终不能如愿。焦裕禄来到兰考,立即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并一眼识别卓兴隆是个人才,从公社调到‘除三害’办公室任主任并兼宣传部副部长。焦裕禄到兰考,可以说在抓生产上,他和张钦礼、卓兴隆形成了‘三驾马车’。”
  当年经常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来到兰考,正是兰考三害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重担交到张钦礼手上。张钦礼这个副书记主抓除三害,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了。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如果配合不好,兰考多年存在三害,为啥焦裕禄来一年多时间,治理成效这么高呢?过去县委领导的方法不对,配合得不好,抓除三害的张钦礼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任彦芳用以证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睦的,还有一个重要论据:张钦礼是兰考县委常委里唯一没有参加焦裕禄追悼会的。
  陈健的回应是:“在焦裕禄追悼会的那一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一个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主抓除三害,必须参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钦礼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灾干部和省里的负责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迹……”而第一个写焦裕禄报道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也就是在采访此会时得到的新闻线索。
  
  命运的吊诡
  文革当中,张钦礼的命运几经沉浮。1967年1月至7月,他被关押批斗半年,身体备受摧残。在当时与他共同坐监、陪绑陪斗的“难友”杨捍东家里,记者看到了几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张钦礼双手被捆绑、反扣在身后,后衣领被三个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勒住,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
  1971年,张钦礼又被检举为“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被时任河南省委二把手的王新派人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
  两次都是周总理闻讯解救了他,命令地方即刻把他送到北京。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第248页中写道,“张钦礼确实在1967年7月见过周总理”,但1972年再次被周总理接见“只能是幻想”、是“制造的大谎言”。下了如此绝对的判断,却没有给出任何根据。
  带着疑惑,《时代周报》记者特意拜访了曾任林县县委书记、后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三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的副部级离休干部杨贵。杨老先生找出当年的红头文件和自己的日记,证明1972年10月张钦礼确实曾和他一起面见周恩来总理:“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让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到北京汇报批林整风,专门点名让我和张钦礼两个也参加这个会议。会议开始前一晚,李先念副总理先跟大家座谈,他对王新说:‘总理叫我给你捎个口信:你为什么非要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等到周总理接见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你是过不了关的!’会开到最后,中央政治局接见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省委书记陪着周总理,一个一个介绍。王新在我旁边坐着。介绍到我时,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就指着王新说:‘你为什么非要打倒他!’介绍到张钦礼,总理又看王新:‘你为什么非要整他呢!’叶帅(叶剑英)在旁边也说:‘焦裕禄的事迹报道以后,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结果你非要把接替焦裕禄的张钦礼打倒,非要砍掉焦裕禄这面红旗,你这个人思想反动到什么程度啊!”会后,王新很快被捕。杨贵和张钦礼这时才知道,文革中迫害自己的王新,是“林彪的死党”。
  对于1979年张钦礼被以“追随林彪‘四人帮’”的罪名逮捕,判刑13年,杨贵至今无法接受:“张钦礼跟林彪‘四人帮’完全是两码事,他怎么可能追随迫害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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